六龙御天 昭示王者威仪的鲜明符号 ——辟雍碑造型解读
景麓耘夫
景麓耘夫 83275 1
2020-03-04 10:11
六龙御天 昭示王者威仪的鲜明符号
——辟雍碑造型解读
胡树青

(辟雍碑是西晋王朝建造在汉魏洛阳故城辟雍内的碑表,其螭首造型为独一无二。过去无人解之,树青研究的结果是,这就和“天子驾六”有着异曲同工的礼法意义。为此,专门撰文发声。此文2018年7月刊发于《唐都长安14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关键词:
六龙御天  天子驾六  辟雍  观星测景      
提要:
20世纪30年代初,在地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上的东大郊村,出土了一通古碑。碑额上刻着“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等字。碑文载述了晋武帝及其皇太子几次莅临辟雍的盛事。立碑时间为“咸寧四年十月廿日”,可知,这是西晋王朝刻立在辟雍中的石碑。由于此前并未发现过跟辟雍有直接关系的碑刻,故特称此碑为“辟雍碑”。
经过多方考证,发现该碑有相当高的礼制地位和极其丰厚的文化涵载。
据文献记载,辟雍的渊源至迟可上溯至西周,并且它是只能以天子的名义营建的崇高礼制建筑。《白虎通》云:“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天子曰灵台、辟雍,诸侯曰泮宫。”史载,西周盛世,周天子曾多次在辟雍中行乡饮酒、乡射礼,举行盛大朝会,借以向华夏中外昭示王者威仪。
据史载,西晋都城的辟雍,实为东汉王朝所建,《后汉书》将其连同灵台、明堂并称为“三雍”,礼制品位弥高。辟雍碑是辟雍的附属建筑,其品位之高也不言而喻。

至今完在的辟雍碑,有着诸多极富皇家气象的看点,更有许多古文化涵载,本研究围绕该碑既典则又独特的造型做些解读。可以提前告诉大家:辟雍碑的造型是对“六龙御天”的诠释,是昭示华夏王者威仪的最形象,最鲜明的符号。

正文:
上圆下方,不渝中原古碑的通制

“圆首方座”,是中原古碑的最普通又是最典型的形制。之所以会是这样,这有其悠久的文化渊源。据史籍载述,碑的基本功能有三:丽牲、引棺、识日景。然而据笔者研究,所谓“丽牲”(拿碑当拴系“牺牲”的桩子)、“引棺”(把碑当做用来起吊棺椁从而完成下葬程序的辘轳桩子)应当是碑的拓展功用,碑的最原始、最基本、最具礼法意义的功能则是“识日景”。
所谓“识日景”,也即通过“观星测景”(观测日影)来“辨阴阳,正方位”的行为。古代帝王有“大事”——祭祀、征讨,无不要择定时日,确定方位,无不把“观星测景”当做宣示礼法的“开场白”。
“观星测景”离不了“表”,即在高台之巅除一平地,立一根细木杆儿,观测日影的长短、变化,从而确定方位、时刻。到了后来,一些常设的“表”改用石制,名之曰碑。表与碑实为一物,表是碑的前身,碑是表的沿革。之所以会“宫必有碑”、陵墓有碑,盖缘于这种“识日景,辨阴阳,正方位”的宗教信仰需要。
虽然后世的碑,其功能逐渐向宣示政教、歌颂功德转身,但是碑的基本形制却变化不大,且有迹可循。清代金石学家陆和九把古代碑刻的形制沿革概括为三:一、创制,二、改制,三、异制(见图)。所谓“创制”,即碑的最初形制,尖顶,有穿,方座。东汉的上尊号碑、鲜于璜碑、魏初的受禅碑等都属这一类型。这种上锐下方的形制也称“圭形”。“土圭测景”是西周营建都邑的成法,圭在观星测景中特别重要,圭也即“表”,所以,圭的形制受制于观测日影的需要——陆和九以之为“创制”,甚是。
由于受“天圆地方”理论发展的影响,上尖下方的“圭形”又逐渐被“上圆下方”(这仍然是圭形的定义)所取代,并且没有了“穿”,这是“改制”;所谓“异制”主要指碑首无穿,碑座做成了龟座,特称“龟趺”,雕刻艺术进一步加重。远看辟雍碑,圆首方座,无穿,端然矗立,大致算“改制”的类型,跟常见的中原古碑并无多大区别。
取象坤德厚载的碑座

然而,仔细观看,辟雍碑跟林林总总的中原古碑相比,又有许多独特的地方,这里先说碑座。
笔者比对了大量的中原古碑,发现碑座形制不外乎两种:一是大致为长方形的碑座;一是凿成龟形的碑座。
做为以永久性的辨阴阳,正方位,拟或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的石碑,立碑者无不希望所立之碑能流传久远。如果只从建筑力学考虑,把碑座作成长方形最省事。
但是,立碑者还要传递更多信息,还要宣扬文化,还要讲求艺术。于是,便有了“异制”的碑座——“龟趺”。
为什么要把碑座做成龟形?一般认为,龟的力气大,善于负重;“龟趺”寄寓了人们希冀该碑永久存世的初衷,这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笔者还认为,把碑座作成龟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源于中国古代的主流之学(被儒家、道家共同尊奉之学)——“道学”所秉持的信仰崇拜理念的产物。“道学”认为,乾为阳,象天,天主动,取象圆;坤为阴,法地,“厚德载物”,无所不载,主静,取象 “方”,所以地有“四方”。
古代以“四灵”配“四方”,即“左(东)苍龙,右(西)白虎,前(南)朱雀,后(北)玄武”。“四灵”之中,龟尤其神。《史记??龟策传》列述了8种龟的名字:“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行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七曰九州龟,八曰玉龟。”除了“玉龟”外,7种龟的名字都跟天文地理八方九州等方位有关。
中国古代理论以南方为天,号称“天南地北”;看现在的地图,“上北下南”是法则;在中国古代,“上南下北”是规矩。所以中国人把用来指示南北方向的仪器叫“司南”,叫“指南针”。这应该缘于“四灵”格局中的“玄武”(即乌龟),“玄武”居于北方,龟头常朝南方;作为“龟趺”的龟,应该有“辨方正位”指示方向的寓意。
从大量的出土遗址看,古代帝王的都城、宫殿、墓葬、天地神坛等,都几乎无例外地严格讲究坐落方向,“负阴抱阳”“向明而治”,坐北向南。所以我们认为“识日景,正方位”是碑的最原始最基本因而也是最古老最传统的功能,把碑座作成龟形跟这有关。
但作为皇家碑表的辟雍碑,其碑座却并不是“龟趺”,而是大致呈长方形的碑座。这又是为什么呢?辟雍碑的碑座形制应该比通常的“龟趺”更富有古意,更有来历,更有古文化意蕴。
辟雍碑的碑座虽说大致是长方形,但上部四面收杀(见上图),跟后世盛行的被称为“盝顶”的墓志盖很相似——墓志盖应取法于此。这种碑座在汉碑中也较常见,比如鲜于璜碑、孔褒碑……都是上部四面收杀。辟雍碑差不多是同时期的碑刻,其形制也承载了汉代余緖。
有人以为上述种造型是“覆斗形”陵台的基本形制;有人则以为这是宫殿的造型。笔者更认同于后者。
上部的四面收杀,应该是“四阿”(宫殿四面房坡)的取象。碑座四周雕凿又酷似楹柱、枋拱等建筑构件,每面是“三间四柱”檐廊,整体上,面宽三间、进深三间,隐三三见九之数,蕴“天下九州”,王者“居中建极”的寓意。然而在这里,碑座只是碑座,“居中建极”的“极”就是矗立在上面的碑身、碑首;
由此观之,辟雍碑碑座阐发古意,把“坤德厚载”意涵发挥到了极致。
如日中天的题额刻辞

领略了辟雍碑以“法地”为寓意的碑座,再来欣赏该碑以“象天”为理念的碑首。
遍观历代名碑,早期的所谓“创制”碑首,以上部中央有“穿”(圆孔)为基本形制,这“穿”便是“日”的象征。后来,碑首没有了“穿”,取而代之的是在“穿”的位置上安排了一个“碑额”,“碑额”之外通常雕刻日华(有的还刻月华)等图案,这是“穿”的演变,但取象天日之意未变。
从观瞻角度讲,碑额是最引人瞩目的地方,而这里的题刻是全碑的点睛之笔——“关键词”。
辟雍碑的碑额更独特:绝大多数碑额上的文字,或单行,或数行;行与行的字数都相等,列与列的字数均一致,整体版面排列为矩形。而辟雍碑碑额上的文字则参差不齐(见右图)。
对于这种“异制”,近人大多不甚理解。有人就以为,碑额上的4行文字,每行各自对应着碑文的一个段落,是4个小标题:“大晋龙兴”,对应碑文的第一段,介绍西晋王朝的兴起;“皇帝三临辟雍”,对应碑文的第二段,晋武帝三次莅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对应碑文的第三段;“盛德隆熙之颂”对应着碑文的第四段,也即四字格的韵文——“颂”的本身。这太过牵强了,与碑刻本意并不符合。
辟雍碑碑额文字之所以做成参差错落,这主要是受制于古代“崇圣”的要求。古代,在诸如祭文、碑文、奏章以及科考试卷等“制式”文字中,行文中一旦遇到诸如玉皇、神灵、天子、圣人之类的称谓,都必须在行文格式上有所显示,表示敬意,“提行”就是表示敬意最常用的方法。所谓“提行”,就是在行文中一旦遇到了上述之类的字样,不管行文是否到了一行的末尾,就要另起一行,甚至还要向上提一个或两个字。辟雍碑的碑文中就几处使用了“提行”,碑额上的文字编排也由提行决定。
按汉语语法分析,“大晋龙兴”并非独立文辞,它直接修饰“皇帝”。“龙兴皇帝”特指开国皇帝,这是“三临辟雍”的主语;两行应连读为“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可是由于“提行”的要求,“皇帝”不能屈居于“兴”字的下面,而要另起一行,并且比第一行要高出一个字。
同理“皇太子又再莅之”也因“提行”需要,跟第二行平齐。
“盛德隆熙之颂”是以“颂”为中心词的偏正式短语。然而,这个短语不只指这段四字格韵文,它更是整个碑额文字的中心语。古人常以赋、记、铭、颂这种“样式”对碑刻文字进行分类,认为韵文的“铭”或“颂”是文章的核心、主体,而打头的散文则是居于次位的“序”。事实上,“铭”、“颂”之前的“序”,所占的字数、篇幅往往成数倍超过后面的“铭”、“颂”的字数;从内容上看,韵文形式的“颂”或者“铭”大多是对序文的重复;序文的载述比韵文的更完整。然而,古人依然以“某某颂”,“某某铭”做全文的标题;“盛德隆熙之颂”其实就是全篇碑文的标题,并不只是照应结尾处的韵文部分。
辟雍碑的碑额刻辞布局是精心安排的,四行第一个字的中间高两边底,犹如人的头与两肩,正和碑额半圆(穹窿形)配套,既显示了中央为“主”、两翼相辅的仪制,也使得长至20余字的碑额刻辞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赫然,燦然,如日中天。
崇阳尚文——辟雍碑碑额独特的寓意

令人迷茫的是,大部分的碑额都居于碑首的正中央,这是华夏文化尊中崇中的通式。可是,辟雍碑的碑额则未在正中,以碑身坐北向南而言,辟雍碑正面的碑额则偏移于东南(见图),背面的碑额则偏移于西北;为什么会是这样?从图可知,这是和碑首上的龙形图案配合的,也与古代以东南方为上,“尚文”的理论有关。
自古以来,在碑头上雕刻龙形图案的并不少见。上世纪50年代往前,这种碑刻随处可见,人们管它叫“蛟龙碑”。碑首上的“龙”,古称“螭”,故金石家称这类碑头叫“螭首”。
明、清以来的“螭首”碑头上通常只浮雕其正面和侧面,除少数例外大多只有两条龙,龙身穿插扭结,龙头向着碑首中央的篆额,碑额上边通常有个蜘蛛形的东西,俗谓“二龙戏珠”。
辟雍碑的碑头龙的数目为六条,六个龙头分处在碑首两侧。从大量的碑刻实物或者拓片看,碑首雕造为六头龙的也很多,元代、宋代都有,唐代最多,魏、南北朝也屡屡可见。
通常的六龙碑首布局,都是关于碑首平面的中轴对称,龙身盘桓扭结,鳞爪须鬣、流云火焰,生动逼真。辟雍碑的碑头则与此迥异。碑首的前后左右都有雕刻,除前后两面的文字不同,两侧和前、后的图案完全相同。龙的数目为六,这一样,但辟雍碑碑首的龙身不穿插扭结,龙身没有鳞爪等雕琢,只是半圆柱形的浮雕。每条龙都是从碑头一侧的底部腾起,经碑顶,至另一侧把龙头扎下去,龙吻直抵碑额的底平,这是现存的古碑中所极其罕见的。
说罕见,也不是说就没有近似的。汉肥致碑(立于东汉和帝时)碑首(见右图)图形、布局与辟雍碑碑首极其相似,只是肥致碑碑首没有龙头造型。这应该碑主身份并非皇家的缘故吧。
肥致碑碑首中央(此处对应了辟雍碑碑额的位置)并列两行字:上首(以碑的自身而言为左手)“孝章皇帝”;下首“孝和皇帝”。次于碑额的半环(对应着辟雍碑的最靠前的龙身),左(以碑身而言)刻:“孝章皇帝太岁在丙子萌”;右(以碑身而言)刻:“孝和皇帝太岁在己丑萌”。有人把最下面的那个字解作“崩”,其意大谬。
查阅史传,“太岁在丙子”即“丙子岁”,也即公元76年,是汉章帝即位之元年;“太岁在己丑”即“己丑岁”,也即公元89年,是汉和帝就位之元年;可知这个难认的字该是“萌”字,“一元初始”之意。(《汉书》关于律历的章节有载述)
肥致碑的立碑时间大致先于辟雍碑100多年,除了没有龙头外,与辟雍碑极其接近;可知,辟雍碑螭首也继承了汉碑之余绪;北魏以至于宋元,六龙碑首有变化,但改变不大;辟雍碑可谓承前继后的典型之一。
六龙御天  昭示王者威仪的鲜明符号


细究起来,把碑首上的“龙”雕造为六条,实在饶有古意。《淮南子·天文训》曰:“爰止羲和,爰息六龙,是为悬车。”“悬车”即“日车”,是传说中太阳所搭乘的车驾用六条龙来拽拉,羲和是传说中给太阳驾驭车子的神。李白《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极言山峰特高,甚至挡住了驾有“六龙”的日车,使之不得不掉头转回;刘向《九叹》:“惟六龙于扶桑……”,古人以为扶桑是日出之所;《周易》“时乘六龙以御天。”天与日有时互通;“御”“驭”同意。可知“六龙御天”是把天日人格化的产物,“六龙”是古人崇天敬日的熟语。
经籍有“天子驾六”的记载,说天子的“法驾”是六匹马拉的,这早已被洛阳周王城遗址出土的“天子驾六”实物所证明。
然而“龙”与“马”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古籍有云:“马过八尺为龙。”在古代,“龙”与“马”有时可互通。辟雍碑碑文中有“光光翠华,騤騤六龙”,描写的就是晋天子的御驾。
以辟雍碑为代表的碑首上的“六龙”,就是拽拉日车的“御”用神物,这在古代,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比对了诸多历代碑刻(也包括相关拓片),发现多处“六龙”浮雕的龙脖子上有个矩形的点对称图案(见《升仙太子碑龙脖子上的徽标》图中圆圈内的图案)。起初对这类图形的真实含义并不知晓,经多方考证,乃知此即古代车具中的“鞅”的艺术再现。所谓“鞅”,在古代是很常见的车具或者叫马具,河洛农民称之为“马围脖儿”。
笔者曾经在2015年参观过郑州“黄河博物馆”, 馆中陈列有一辆战国时的由四匹马同拉的青铜车马,当时拍摄了高清照片,后来细审照片,令人惊喜的发现,马脖子上的铜“鞅”,其纹饰是个二方连续图案(见上图矩形框里的图象),这与以升仙太子碑为代表的碑首龙脖子上的点对称图案简直如出一辙。至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下结论,刻在龙脖子上的点对称图案,就是用以拽车的马具——鞅。龙脖子上雕造为马“鞅”图案,表明碑首上的“六龙”就是“御天”的神物。“天子驾六”则是“六龙御天”的世俗版本。
绝大多数“六龙”的布置都是关于平面中轴线对称的,碑额在正中间;而辟雍碑的龙形布置则于平面中轴线不对称,这都受制于古代的崇天敬日理念。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辟雍碑碑首上“六龙”的“来龙去脉”,笔者特按该碑碑首实况绘出了《六龙御天示意图》(见左图),可以看出,标为3、4的两个龙头共用的是一条龙身,龙身分别从顶部下降,两龙头分别抵御碑首底部;而标有1、2、5、6的四条龙则各自一头一身,都分别从碑首的一侧腾起,在碑额上方绕行,再从另一侧扎到碑首的底部,这六龙是“分道扬镳”的,其含义十分费解。
笔者反复琢磨,终于悟除了一点道理,辟雍螭首的“六龙”造型,是按“悬车”的义理安排的。所谓“悬车”,就是悬在空中的车,上不着天,下不挨地,可前、后、左、右、上、下,“三维”地,全方位地任意驱驰的太阳的车驾。“六龙”的“六”应该源于此。“天子驾六”应该是“六龙御天”的世俗化的版本,“天子驾六”六匹马(或曰龙马)如果也“分道扬镳”的拽拉,那将是极不现实的。但“天子驾六”这里的“六”,取则于“六龙御天”的“六”则是可信的。
辟雍碑碑首上“六龙”所拽拉碑额,那就是“日车”,过去这里是象征天日的“穿”,这时是碑额,是刻着如日中天的碑额刻辞。可以断言,辟雍碑的造型,既古朴,又独特,究其深意,它是所以昭示王者(说天子)至尊威仪的最直观,最鲜明的徽征符号。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这只是不太成熟的结果,还望批评指导。
                 
   《史记封禅书》:“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
《汉书·律历志》:“天统之正,始于子半,日萌色赤。”


 


六龙御天 昭示王者威仪的鲜明符号
——辟雍碑造型解读
胡树青

   (辟雍碑是西晋王朝建造在汉魏洛阳故城辟雍内的碑表,其螭首造型为独一无二。过去无人解之,树青研究的结果是,这就和“天子驾六”有着异曲同工的礼法意义。为此,专门撰文发声。此文2018年7月刊发于《唐都长安14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关键词:
六龙御天  天子驾六  辟雍
 观星测景      

提要:
20世纪30年代初,在


地处汉魏洛阳故城遗


址上的东大郊村,出土了一通古碑。碑额上刻着“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等字。碑文载述了晋武帝及其皇太子几次莅临辟雍的盛事。立碑时间为“咸寧四年十月廿日”,可知,这是西晋王朝刻立在辟雍中的石碑。由于此前并未发现过跟辟雍有直接关系的碑刻,故特称此碑为“辟雍碑”。
经过多方考证,发现该碑有相当高的礼制地位和极其丰厚的文化涵载。
据文献记载,辟雍的渊源至迟可上溯至西周,并且它是只能以天子的名义营建的崇高礼制建筑。《白虎通》云:“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天子曰灵台、辟雍,诸侯曰泮宫。”史载,西周盛世,周天子曾多次在辟雍中行乡饮酒、乡射礼,举行盛大朝会,借以向华夏中外昭示王者威仪。
据史载,西晋都城的辟雍,实为东汉王朝所建,《后汉书》将其连同灵台、明堂并称为“三雍”,礼制品位弥高。辟雍碑是辟雍的附属建筑,其品位之高也不言而喻。

至今完在的辟雍碑,有着诸多极富皇家气象的看点,更有许多古文化涵载,本研究围绕该碑既典则又独特的造型做些解读。可以提前告诉大家:辟雍碑的造型是对“六龙御天”的诠释,是昭示华夏王者威仪的最形象,最鲜明的符号。

正文:
上圆下方,不渝中原古碑的通制

“圆首方座”,是中原古碑的最普通又是最典型的形制。之所以会是这样,这有其悠久的文化渊源。据史籍载述,碑的基本功能有三:丽牲、引棺、识日景。然而据笔者研究,所谓“丽牲”(拿碑当拴系“牺牲”的桩子)、“引棺”(把碑当用来起吊棺椁从而完成下葬程序的辘轳桩子)应当是碑的拓展功用,碑的最原始、最基本、最具礼法意义的功能则是“识日景”。
所谓“识日景”,也即通过“观星测景”(观测日影)来“辨阴阳,正方位”的行为。古代帝王有“大事”——祭祀、征讨,无不要择定时日,确定方位,无不把“观星测景”当做宣示礼法的“开场白”。
“观星测景”离不了“表”,即在高台之巅除一平地,立一根细木杆儿,观测日影的长短、变化,从而确定方位、时刻。到了后来,一些常设的“表”改用石制,名之曰碑。表与碑实为一物,表是碑的前身,碑是表的沿革。之所以会“宫必有碑”、陵墓有碑,盖缘于这种“识日景,辨阴阳,正方位”的宗教信仰需要。
虽然后世的碑,其功能逐渐向宣示政教、歌颂功德转身,但是碑的基本形制却变化不大,且有迹可循。清代金石学家陆和九把古代碑刻的形制沿革概括为三:一、创制,二、改制,三、异制(见图)。所谓“创制”,即碑的最初形制,尖顶,有穿,方座。东汉的上尊号碑、鲜于璜碑、魏初的受禅碑等都属这一类型。这种上锐下方的形制也称“圭形”。“土圭测景”是西周营建都邑的成法,圭在观星测景中特别重要,圭也即“表”,所以,圭的形制受制于观测日影的需要——陆和九以之为“创制”,甚是。
由于受“天圆地方”理论发展的影响,上尖下方的“圭形”又逐渐被“上圆下方”(这仍然是圭形的定义)所取代,并且没有了“穿”,这是“改制”;所谓“异制”主要指碑首无穿,碑座做成了龟座,特称“龟趺”,雕刻艺术进一步加重。远看辟雍碑,圆首方座,无穿,端然矗立,大致算“改制”的类型,跟常见的中原古碑并无多大区别。
取象坤德厚载的碑座

然而,仔细观看,辟雍碑跟林林总总的中原古碑相比,又有许多独特的地方,这里先说碑座。
笔者比对了大量的中原古碑,发现碑座形制不外乎两种:一是大致为长方形的碑座;一是凿成龟形的碑座。
做为以永久性的辨阴阳,正方位,拟或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的石碑,立碑者无不希望所立之碑能流传久远。如果只从建筑力学考虑,把碑座作成长方形最省事。
但是,立碑者还要传递更多信息,还要宣扬文化,还要讲求艺术。于是,便有了“异制”的碑座——“龟趺”。
为什么要把碑座做成龟形?一般认为,龟的力气大,善于负重;“龟趺”寄寓了人们希冀该碑永久存世的初衷,这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笔者还认为,把碑座作成龟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源于中国古代的主流之学(被儒家、道家共同尊奉之学)——“道学”所秉持的信仰崇拜理念的产物。“道学”认为,乾为阳,象天,天主动,取象圆;坤为阴,法地,“厚德载物”,无所不载,主静,取象 “方”,所以地有“四方”。
古代以“四灵”配“四方”,即“左(东)苍龙,右(西)白虎,前(南)朱雀,后(北)玄武”。“四灵”之中,龟尤其神。《史记??龟策传》列述了8种龟的名字:“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行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七曰九州龟,八曰玉龟。”除了“玉龟”外,7种龟的名字都跟天文地理八方九州等方位有关。
中国古代理论以南方为天,号称“天南地北”;看现在的地图,“上北下南”是法则;在中国古代,“上南下北”是规矩。所以中国人把用来指示南北方向的仪器叫“司南”,叫“指南针”。这应该缘于“四灵”格局中的“玄武”(即乌龟),“玄武”居于北方,龟头常朝南方;作为“龟趺”的龟,应该有“辨方正位”指示方向的寓意。
从大量的出土遗址看,古代帝王的都城、宫殿、墓葬、天地神坛等,都几乎无例外地严格讲究坐落方向,“负阴抱阳”“向明而治”,坐北向南。所以我们认为“识日景,正方位”是碑的最原始最基本因而也是最古老最传统的功能,把碑座作成龟形跟这有关。
但作为皇家碑表的辟雍碑,其碑座却并不是“龟趺”,而是大致呈长方形的碑座。这又是为什么呢?辟雍碑的碑座形制应该比通常的“龟趺”更富有古意,更有来历,更有古文化意蕴。
辟雍碑的碑座虽说大致是长方形,但上部四面收杀(见上图),跟后世盛行的被称为“盝顶”的墓志盖很相似——墓志盖应取法于此。这种碑座在汉碑中也较常见,比如鲜于璜碑、孔褒碑……都是上部四面收杀。辟雍碑差不多是同时期的碑刻,其形制也承载了汉代余緖。
有人以为上述种造型是“覆斗形”陵台的基本形制;有人则以为这是宫殿的造型。笔者更认同于后者。
上部的四面收杀,应该是“四阿”(宫殿四面房坡)的取象。碑座四周雕凿又酷似楹柱、枋拱等建筑构件,每面是“三间四柱”檐廊,整体上,面宽三间、进深三间,隐三三见九之数,蕴“天下九州”,王者“居中建极”的寓意。然而在这里,碑座只是碑座,“居中建极”的“极”就是矗立在上面的碑身、碑首;
由此观之,辟雍碑碑座阐发古意,把“坤德厚载”意涵发挥到了极致。
如日中天的题额刻辞

领略了辟雍碑以“法地”为寓意的碑座,再来欣赏该碑以“象天”为理念的碑首。
遍观历代名碑,早期的所谓“创制”碑首,以上部中央有“穿”(圆孔)为基本形制,这“穿”便是“日”的象征。后来,碑首没有了“穿”,取而代之的是在“穿”的位置上安排了一个“碑额”,“碑额”之外通常雕刻日华(有的还刻月华)等图案,这是“穿”的演变,但取象天日之意未变。
从观瞻角度讲,碑额是最引人瞩目的地方,而这里的题刻是全碑的点睛之笔——“关键词”。
辟雍碑的碑额更独特:绝大多数碑额上的文字,或单行,或数行;行与行的字数都相等,列与列的字数均一致,整体版面排列为矩形。而辟雍碑碑额上的文字则参差不齐(见右图)。
对于这种“异制”,近人大多不甚理解。有人就以为,碑额上的4行文字,每行各自对应着碑文的一个段落,是4个小标题:“大晋龙兴”,对应碑文的第一段,介绍西晋王朝的兴起;“皇帝三临辟雍”,对应碑文的第二段,晋武帝三次莅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对应碑文的第三段;“盛德隆熙之颂”对应着碑文的第四段,也即四字格的韵文——“颂”的本身。这太过牵强了,与碑刻本意并不符合。
辟雍碑碑额文字之所以做成参差错落,这主要是受制于古代“崇圣”的要求。古代,在诸如祭文、碑文、奏章以及科考试卷等“制式”文字中,行文中一旦遇到诸如玉皇、神灵、天子、圣人之类的称谓,都必须在行文格式上有所显示,表示敬意,“提行”就是表示敬意最常用的方法。所谓“提行”,就是在行文中一旦遇到了上述之类的字样,不管行文是否到了一行的末尾,就要另起一行,甚至还要向上提一个或两个字。辟雍碑的碑文中就几处使用了“提行”,碑额上的文字编排也由提行决定。
按汉语语法分析,“大晋龙兴”并非独立文辞,它直接修饰“皇帝”。“龙兴皇帝”特指开国皇帝,这是“三临辟雍”的主语;两行应连读为“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可是由于“提行”的要求,“皇帝”不能屈居于“兴”字的下面,而要另起一行,并且比第一行要高出一个字。
同理“皇太子又再莅之”也因“提行”需要,跟第二行平齐。
“盛德隆熙之颂”是以“颂”为中心词的偏正式短语。然而,这个短语不只指这段四字格韵文,它更是整个碑额文字的中心语。古人常以赋、记、铭、颂这种“样式”对碑刻文字进行分类,认为韵文的“铭”或“颂”是文章的核心、主体,而打头的散文则是居于次位的“序”。事实上,“铭”、“颂”之前的“序”,所占的字数、篇幅往往成数倍超过后面的“铭”、“颂”的字数;从内容上看,韵文形式的“颂”或者“铭”大多是对序文的重复;序文的载述比韵文的更完整。然而,古人依然以“某某颂”,“某某铭”做全文的标题;“盛德隆熙之颂”其实就是全篇碑文的标题,并不只是照应结尾处的韵文部分。
辟雍碑的碑额刻辞布局是精心安排的,四行第一个字的中间高两边底,犹如人的头与两肩,正和碑额半圆(穹窿形)配套,既显示了中央为“主”、两翼相辅的仪制,也使得长至20余字的碑额刻辞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赫然,燦然,如日中天。
崇阳尚文——辟雍碑碑额独特的寓意

令人迷茫的是,大部分的碑额都居于碑首的正中央,这是华夏文化尊中崇中的通式。可是,辟雍碑的碑额则未在正中,以碑身坐北向南而言,辟雍碑正面的碑额则偏移于东南(见图),背面的碑额则偏移于西北;为什么会是这样?从图可知,这是和碑首上的龙形图案配合的,也与古代以东南方为上,“尚文”的理论有关。
自古以来,在碑头上雕刻龙形图案的并不少见。上世纪50年代往前,这种碑刻随处可见,人们管它叫“蛟龙碑”。碑首上的“龙”,古称“螭”,故金石家称这类碑头叫“螭首”。
明、清以来的“螭首”碑头上通常只浮雕其正面和侧面,除少数例外大多只有两条龙,龙身穿插扭结,龙头向着碑首中央的篆额,碑额上边通常有个蜘蛛形的东西,俗谓“二龙戏珠”。
辟雍碑的碑头龙的数目为六条,六个龙头分处在碑首两侧。从大量的碑刻实物或者拓片看,碑首雕造为六头龙的也很多,元代、宋代都有,唐代最多,魏、南北朝也屡屡可见。
通常的六龙碑首布局,都是关于碑首平面的中轴对称,龙身盘桓扭结,鳞爪须鬣、流云火焰,生动逼真。辟雍碑的碑头则与此迥异。碑首的前后左右都有雕刻,除前后两面的文字不同,两侧和前、后的图案完全相同。龙的数目为六,这一样,但辟雍碑碑首的龙身不穿插扭结,龙身没有鳞爪等雕琢,只是半圆柱形的浮雕。每条龙都是从碑头一侧的底部腾起,经碑顶,至另一侧把龙头扎下去,龙吻直抵碑额的底平,这是现存的古碑中所极其罕见的。
说罕见,也不是说就没有近似的。汉肥致碑(立于东汉和帝时)碑首(见右图)图形、布局与辟雍碑碑首极其相似,只是肥致碑碑首没有龙头造型。这应该碑主身份并非皇家的缘故吧。
肥致碑碑首中央(此处对应了辟雍碑碑额的位置)并列两行字:上首(以碑的自身而言为左手)“孝章皇帝”;下首“孝和皇帝”。次于碑额的半环(对应着辟雍碑的最靠前的龙身),左(以碑身而言)刻:“孝章皇帝太岁在丙子萌”;右(以碑身而言)刻:“孝和皇帝太岁在己丑萌”。有人把最下面的那个字解作“崩”,其意大谬。
查阅史传,“太岁在丙子”即“丙子岁”,也即公元76年,是汉章帝即位之元年;“太岁在己丑”即“己丑岁”,也即公元89年,是汉和帝就位之元年;可知这个难认的字该是“萌”字,“一元初始”之意。(《汉书》关于律历的章节有载述)
肥致碑的立碑时间大致先于辟雍碑100多年,除了没有龙头外,与辟雍碑极其接近;可知,辟雍碑螭首也继承了汉碑之余绪;北魏以至于宋元,六龙碑首有变化,但改变不大;辟雍碑可谓承前继后的典型之一。
六龙御天  昭示王者威仪的鲜明符号


细究起来,把碑首上的“龙”雕造为六条,实在饶有古意。《淮南子·天文训》曰:“爰止羲和,爰息六龙,是为悬车。”“悬车”即“日车”,是传说中太阳所搭乘的车驾用六条龙来拽拉,羲和是传说中给太阳驾驭车子的神。李白《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极言山峰特高,甚至挡住了驾有“六龙”的日车,使之不得不掉头转回;刘向《九叹》:“惟六龙于扶桑……”,古人以为扶桑是日出之所;《周易》“时乘六龙以御天。”天与日有时互通;“御”“驭”同意。可知“六龙御天”是把天日人格化的产物,“六龙”是古人崇天敬日的熟语。
经籍有“天子驾六”的记载,说天子的“法驾”是六匹马拉的,这早已被洛阳周王城遗址出土的“天子驾六”实物所证明。
然而“龙”与“马”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古籍有云:“马过八尺为龙。”在古代,“龙”与“马”有时可互通。辟雍碑碑文中有“光光翠华,騤騤六龙”,描写的就是晋天子的御驾。
以辟雍碑为代表的碑首上的“六龙”,就是拽拉日车的“御”用神物,这在古代,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比对了诸多历代碑刻(也包括相关拓片),发现多处“六龙”浮雕的龙脖子上有个矩形的点对称图案(见《升仙太子碑龙脖子上的徽标》图中圆圈内的图案)。起初对这类图形的真实含义并不知晓,经多方考证,乃知此即古代车具中的“鞅”的艺术再现。所谓“鞅”,在古代是很常见的车具或者叫马具,河洛农民称之为“马围脖儿”。
笔者曾经在2015年参观过郑州“黄河博物馆”, 馆中陈列有一辆战国时的由四匹马同拉的青铜车马,当时拍摄了高清照片,后来细审照片,令人惊喜的发现,马脖子上的铜“鞅”,其纹饰是个二方连续图案(见上图矩形框里的图象),这与以升仙太子碑为代表的碑首龙脖子上的点对称图案简直如出一辙。至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下结论,刻在龙脖子上的点对称图案,就是用以拽车的马具——鞅。龙脖子上雕造为马“鞅”图案,表明碑首上的“六龙”就是“御天”的神物。“天子驾六”则是“六龙御天”的世俗版本。
绝大多数“六龙”的布置都是关于平面中轴线对称的,碑额在正中间;而辟雍碑的龙形布置则于平面中轴线不对称,这都受制于古代的崇天敬日理念。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辟雍碑碑首上“六龙”的“来龙去脉”,笔者特按该碑碑首实况绘出了《六龙御天示意图》(见左图),可以看出,标为3、4的两个龙头共用的是一条龙身,龙身分别从顶部下降,两龙头分别抵御碑首底部;而标有1、2、5、6的四条龙则各自一头一身,都分别从碑首的一侧腾起,在碑额上方绕行,再从另一侧扎到碑首的底部,这六龙是“分道扬镳”的,其含义十分费解。
笔者反复琢磨,终于悟除了一点道理,辟雍螭首的“六龙”造型,是按“悬车”的义理安排的。所谓“悬车”,就是悬在空中的车,上不着天,下不挨地,可前、后、左、右、上、下,“三维”地,全方位地任意驱驰的太阳的车驾。“六龙”的“六”应该源于此。“天子驾六”应该是“六龙御天”的世俗化的版本,“天子驾六”六匹马(或曰龙马)如果也“分道扬镳”的拽拉,那将是极不现实的。但“天子驾六”这里的“六”,取则于“六龙御天”的“六”则是可信的。
辟雍碑碑首上“六龙”所拽拉碑额,那就是“日车”,过去这里是象征天日的“穿”,这时是碑额,是刻着如日中天的碑额刻辞。可以断言,辟雍碑的造型,既古朴,又独特,究其深意,它是所以昭示王者(说天子)至尊威仪的最直观,最鲜明的徽征符号。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这只是不太成熟的结果,还望批评指导。
               

   《史记封禅书》:“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
《汉书·律历志》:“天统之正,始于子半,日萌色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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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麓耘夫 秀才 2020-03-04 10:30 沙发
原先发过此文,操作失误,出现的是代码,故而今天再发一次。但仍有遗憾,校对没有做完而超时,且没有传上图片。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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