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会圣宫碑看宋置永安县的背景
由会圣宫碑看宋置永安县的背景
胡 树 青
（北宋虽然定都汴京，但由其政治宏图所决定，其对周、汉故都之洛阳特别钦重，于是置洛阳为“西京”，建皇陵于巩县（宋时巩县属于西京洛阳），建皇家宗庙会圣宫于“永安县”（在今偃师市山化镇）的邙山上。为考证其渊源，作者特撰写了几篇关于会圣宫碑的论文，此其一。）
在偃师市山化乡的凤凰山上，矗立着一座号称“中原第一碑”的古碑，所谓“中原第一”，一是碑身高大奇伟，走遍中原，没有可与之匹敌的；二是造型典则，雕造精美，不愧是石刻艺术的奇葩；再是碑文之长、言辞之美，又中原地区所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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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圣宫碑的价值远不在于观赏。它是北宋皇家宗庙——会圣宫——的附属建筑，碑文记述了会圣宫的兴建始末，阐发了北宋皇朝宗周继汉的理念，热烈讴歌了开国以来的几位皇帝的“圣政”，多侧面地反映了北宋王朝的社会风貌，也昭示着北宋朝廷的政治抱负。
近来笔者对会圣宫碑作了潜心探讨，获得了一些成果，为了尽早与大家分享，故而特以会圣宫碑为主要依据对北宋设置西京永安县的政治、文化背景作点探讨。
上图是会圣宫碑的篆额，碑额上自右到左阴刻着3行12个篆字：“新修西京永安县会圣宫碑铭”，这就是会圣宫碑的标题。哪里是西京？永安县是怎样设置的？会圣宫属于什么性质的建筑？下边将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进入论证。
开宗明义是会圣宫碑文的特点。为了尽快的了解碑文原意，我们特提前对碑文的开头段予以解读。
会圣宫碑文开头段原文：
臣闻，宅万邦而垂统者，帝王之丕业也。故奉先之道，崇其孝而为大；亘百世而流光者，祖宗之懿德也。故锡羡之庆，炳其耀而弥显。成周之卜惟洛食，验风雨于神枢；炎刘之作我上京，游衣冠于高寝，盖以钦其世烈。奠厥灵居，履霜露而沾裳；聿凝宸感，列枌榆而建社。爰考国章，非夫舄奕垂休，无以袭巍巍之盛；吉蠲致飨，无以表烝烝之思。
笔者的翻译：
臣闻，位居万邦之首而传承华夏正统，这从来就是帝王家的头等大事。从这一点讲，奉祀先祖的要义，就是要钦重其孝道从而发扬光大。历史上，能够经历千年百代流传光大的，正是祖宗的懿德。为此，历代皇朝圣君举行的隆重庆赏、祀典，务必要使其孝道愈加彰显。以周公、成王为首的周王朝之所以要执着于通过观星测景，验证洛阳为天地中枢，选定在此兴建都邑、宗祀；刘汉（东汉）之所以要建都“上京”（洛阳），在这里营建宗庙、社稷、陵寝，并把西汉诸帝神主从长安迎至洛阳奉祀，其用意都是要钦重祖上的丰功伟业。正是为此，周、汉有识之君出于对自己皇位强烈的责任感，才不辞让霜露霑衣，奔波劳作，在洛阳大力兴建宗庙社稷。于是，考据国家典章，乃知，如果不是建成宏敞壮丽的宫庙来奉祀先祖，则不足以使圣祖巍巍盛德垂范传承于后世；如果不是拿圣洁清馨的供品享祀宗祖，则不足以表达嗣君的烝烝孝思。
碑文首段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兴建会圣宫在“宅万邦而垂统”上的崇高意义，这是碑文的中心，这一思想贯穿着两千余言的碑文全篇。
一、洛阳为西京，山陵在焉。
北宋的首都在开封，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对北宋立洛阳为“西京”，知道的人却不多。事实上，北宋以洛阳为“西京”是正史有确切记载的。成书于元人之手的《宋史》载：“（洛阳）宋为西京，山陵在焉。”北宋之所以立洛阳为西京，主要是因为“山陵”（北宋的皇陵）在这里。
近来有学者以为，北宋之所以看重洛阳，是着眼于洛阳的山河险阻，是从军事防御考虑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笔者的研究表明，北宋以洛阳为西京最深层的原因是对洛阳的历史地位的推重，是巩固宋朝皇统地位的政治需要。
近代的一些学者曾经指出，北宋是中国古代史上富有个性而且卓有建树的朝代。宋太祖及其后继的几代皇帝（至少可算到宋仁宗）确实施行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政策。比如，偃武修文，推崇文治，倡导以民为本的清明政治等，着实使宋初的政治、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宅万邦而垂统者，帝王之丕业也。”（见《会圣宫碑文》开头句；《会圣宫碑文》以下简称“《碑文》”）为了使北宋的正统地位得到永久的巩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这一问题上动了不少脑筋，他不仅责成文臣们务必效法前代圣朝励精图治，甚至对他的武臣也有同样的要求。《太祖本纪》：“建隆三年……上（太祖）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要求武臣读书以明治国之道，有史以来并不多见。
宋初的几位皇帝在这一思想上是比较一致并且从未动摇过的。不仅如此，他们在认哪一代为本朝的继承对象这个问题上也有独特的答案。由《碑文》看，北宋君臣不仅不把隋朝当成所要效法继承的前任，甚至连唐朝也不愿多提，他们高视前世，起码的目标是宗周、继汉，甚至更远，将“山陵”营建于“西京”，将宗庙建在偃师的凤凰山上就是出于这种深心。
二、炎灵启运 ，宋德惟火。
《碑文》在其铭文的开头赞颂道：“炎灵启运，赤伏呈祥。造我区夏，扬其烈光。”这是讴歌宋太祖的，然而“炎灵”、“赤伏”，出自周武王、汉光武有天下的故事。《碑文》以“炎灵”、“赤伏”（火德的象征）讴歌开国皇帝，反映着宋人对华夏正统文化的推崇，反映了宋初直至仁宗朝把周、汉王朝作为所追随之楷模的政治取向。
在相当长的中国历史上，“五德”说一直居于支配地位。一代王朝初建，首先要做的大事之一就是确立该政权以某一“德”为国“运”，从而“改正朔、易服色，建宫邑……”。北宋在这上面做得比以往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建隆（宋太祖开国年号）元年……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见《宋史·太祖本纪》）定“国运”为“火德王”，这就是北宋开国伊始“制礼作乐”的基调。
《宋史·礼乐志》中保存了大量讴歌“火德”的歌词。比如“象分离位，德配炎精。景风协律，化含神生。”“离明御正，德协于火。”“赤精之君，位于朱明。”“炎精之神，飞軿碧落。驾以浮云，丹书赤雀。”“宋德惟火，神实司之。”“炎精”、“朱明”、“丹书”、“赤雀”、“景风”、“离明”、“离位”等，皆崇尚“火德”之辞。
以“火德”为“国运”，必然对其政治路线产生重大影响。仁宗朝滕宗谅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他以此为据，恳请太后还政于皇帝。（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宰臣钱惟说：“伏以春秋朝陵，载于旧式，公卿亲往，盖表至恭。历代以来，国章斯存。周以火德，有赤鸟之符。”“赤鸟符”典出武王伐纣，（见《史记》）周为“火德”，宋人确信。
“赤伏”（“赤伏符”），典出汉光武故事，（详见《汉书》、《资治通鉴》）故《碑文》称刘汉为“炎刘”。宋以“火德”自命，标志着他们追随周、汉的政治信念。
三、卜惟洛食，作我上京。
《碑文》的首段称：“成周（以周公、成王为首的西周王朝）之卜惟洛食，验风雨于神枢；炎刘（以刘秀为开国皇帝的东汉王朝）之作我上京，游衣冠于高寝……”这是赵宋特立洛阳为西京的历史根据。
“卜惟洛食”出自《书·洛诰》周公语：“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他说，经过包括观星测景、灼龟卜筮等严谨考察，发现洛阳之“涧水东，瀍水西”和“瀍水东”都是最适宜王朝建立宗庙社稷的地方；
“游衣冠于高寝”，语出关于汉光武帝的载述。《汉书·礼仪志》：“既营建雒邑，帝（光武帝）无心京师（长安），乃于东都（洛阳）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游高祖衣冠，四时致祭。”《资治通鉴》：“光武……二年，起高祖庙于洛阳，四时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庙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同时，东汉还把皇陵卜建于洛阳南、北二原，称“南、北二兆域”。
“上京”，《辞源》释为首都，为地名。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契丹改皇都为上京临潢府；金熙宗以京师会宁为上京府。班固《西都赋》称长安为“上都”。《碑文》称引周、汉故都洛阳为“上京”，足见宋人对周、汉故都的推重。
受成周、刘汉“作邑”、“作京”的感召，宋太祖执意要迁都洛阳，甚至做出游至洛阳不回汴京的事——这曾经是魏孝文帝用过的手法——但由于一些关键人物的反对，迁都没能实现。
反对迁都的重量级人物是后来掌国的太宗皇帝，所以，终太宗之世没有怎么提迁都的事。但是到了太宗的继承者真宗朝，迁都的事再次被提起。景德四年初，“西京父老恳祈驻跸，上（真宗）因（于是）为（对）宰臣曰：‘周公大圣人，建都据形胜，得天地正中，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艰于餽运耳！’”真宗确信洛阳“得天地正中”“不可废”，但因粮饷调运艰难而无可奈何！
仁宗年间，迁都的动议仍在继续。景祐三年，范仲淹言：“臣……以孔道辅曾言迁都西洛，臣谓未可也。国家太平，岂可有迁都之议。但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防不宁，则可退守。……宜讬名将有朝陵之行渐营廪食。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此长世之道也。”范仲淹从军事防御、经济发展考虑，并作了解决“艰于餽运”这一问题的设想，他的观点也是近代学者容易认同的；然而使太祖、真宗、仁宗诸帝不可释怀的则是“得天地正中”的“帝王之宅”。迁都未能实现，当有补救，于是宋初就有特设西京、永安县的举措。
四、崇其孝为大，置永安以奉陵寝。
《碑文》开篇强调：“宅万邦而垂统者，帝王之丕业也。故奉先之道，崇其孝而为大。”“以孝治天下”是华夏治道的传统提法。北宋王朝要继周、汉之后跻身圣朝之列，所以要对此发扬蹈励。史载，宋太祖于建国之初，分别给其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的陵墓上尊号。“太祖建国，号僖祖曰钦陵，顺祖曰康陵，翼祖曰定陵，宣祖（太祖之父）曰安陵。”“安陵在京城（汴京）东南隅，乾德（宋太祖开国初年号）初，改卜河南府巩县西南四十里訾乡邓封村。”（见《宋史·志·山陵》）
“宣祖”未做皇帝，因为其子要“崇其孝而为大”，所以他的坟墓被迁到皇陵区，并以皇帝陵规格营建。巩县俗称“七帝八陵”，“安陵”是第一座。此后北宋有七位皇帝皆“祔葬”于“安陵”以近。
太祖陵号“永昌”，太宗陵号“永熙”，真宗陵号“永定”，仁宗陵号“永昭”，英宗陵号“永厚”，神宗陵号“永裕”，哲宗陵号“永泰”；南宋诸陵一仍旧制，分别号“永祐”、“永思”、“永崇”、“永茂”……皆冠一“永”字。
安陵原本不冠“永”字，史书偶有称其为“永安陵”的，然而宋人对此颇有微词。“乾兴元年戊寅，诏真宗陵名曰‘永定’。始，丁谓请名陵曰‘镇陵’。及谓贬，冯拯谓三陵（宣祖陵、太祖陵、太宗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县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于是，复追改翼祖陵为‘靖陵’。议者讥拯不学，当时无正之者。”本来前任宰臣已经给真宗陵起了名号叫“镇陵”，只因丁谓被贬，接替他做宰臣的冯拯否定“镇陵”这一名号，理由是三陵皆有‘永’字；事实上宣祖陵只叫“安陵”，“永安”是县名，不能用县名作皇陵名号。（详《续资治通鉴长编》）由此可知永安县得名在早。
现在很少有人了解北宋的永安县。《辞海》永安词条下只载有其他的永安县，未载北宋所设之永安县。事实上宋置永安县是史籍有确切记载的。“真宗景德四年建永安镇为县，改永熙陵副使、守陵都监为三陵副使、都监。”为了实施对皇陵的营建、护卫，宋庭特意从偃师、巩县、缑氏、登封四县版图中划出一块新政区叫“永安”；起初叫镇，后来升为县。“永安，赤，奉陵寝。”“景德四年升镇为县。”（《宋史·地理志》）
五、采汉原庙之制，作宫于永安。
《宋史》载：“天圣八年春正月”“作会圣宫于西京永安县。”宫成之日，文臣皆有专题颂文；欧阳修的应制之作是《会圣宫颂》，其文有云：“伏见国家采《汉书》原庙之制，以备园寝。”古谓“原者，再也。”先既有庙，今又再立，叫“原庙”，会圣宫是北宋王朝的宗庙。
据史称，此“庙”初名“三圣宫”，后改为“会圣宫”。何谓“三圣”？“三圣”特指太祖、太宗、真宗。“天圣九年三月甲寅，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于西京凤台山会圣宫。”（《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景祐二年……礼院言：“我太祖经纶草昧，遂有天下，功宜为帝者祖。太宗勤劳制作，真宗财成治定，德宜为帝者宗。三庙并万世不毁。”“三圣”改“会圣”，意为将来“奉安”于此的不止于“三”，而是“万”，“万世不毁”。“至于升侑……将来皇帝亲祠，请以三圣并侑。”是说，将来大宋各代皇帝的神位，都该奉祀在这里。“熙宁二年，仁宗、英宗御容赴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印证了改名的用意。
六、乃眷温洛，土圭测景，宅万邦而垂统。
会圣宫的建筑规格至高。“陟配于京，既崇于规格；因山为体，自成于宏敞。”宫殿之闳丽，布设之铺张，均可由《碑文》窥其一斑。
会圣宫的选址一遵前代成法。“土圭测景，契阴阳之和。”（见《碑文》）“土圭测景”是周公经营“洛邑”的成法。《周官精义》：“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乃建王国焉。”
何谓“土圭”？当前流行一种解释，说“土圭”即“圭尺”，指观星台测量日影的水平部分。这样解释没有揭示出“土圭”的本义。“圭”在古代是“王者有天下”的象征物——瑞玉、礼器。据西周时期的经籍载，天子执“大圭”以朝诸侯（接受诸侯朝参）；以天子的名义祭祀天地用“镇圭”；至于“土圭”，先儒释云：“土者，度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与土圭等”，说“土圭”是用来度量的。
然而，“尺有五寸”的日影是以夏至之日在洛阳“立八尺之表”为前提的，并且还得在中午；这是极特殊的个例，除此之外的日影都要长于“尺有五寸”。因此笔者认为，“土圭”不是普通的尺子；“土圭测景”不同于现代的地形测量，也不是纯技术的问题。
“土圭测景” 的“景”也不可简单地等同于日头的影子。“景”是什么？“景”是古代帝王营建宫邑时所举行的礼法仪式。《诗》有“既景乃岗”。在这里，“景”是动词，指对“乃岗”所施行的观星测景之类的礼法行为。《 诗》还有“景山与京”、“陟彼景山”“景员维河”等诗句，《左传》有“商汤有景亳之命”……这里的“景”所记述的都与帝王兴建都邑有关……偃师的“景山”就是这一类文化的遗存。
为何宗庙不建在京城内，而建在偃师的邙山上？因为这里与皇陵隔河相望，近在咫尺；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周、汉故都的范畴。“乃眷温洛，实惟旧都。”《碑文》一再强调。
何谓“温洛”？古代传说，谓王者若有盛德，则洛水先温。《文心雕龙》云：“荣河温洛，是孕图纬。”《隋书·天文志》云：“昔者荣河献箓，温洛呈图”。“河出图，洛出书。”是华夏文明发祥之源。然而，“河”（黄河）的特点是“荣”，而“洛”（洛水）的特点是“温”；“温”所蕴涵的感情是何等的神圣！
总之，宋人对“西京”的历史地位是仰之弥高的。立西京，置永安，卜皇陵，建原庙，都是宋初帝王宗周继汉的政治手笔。
参考文献：
《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史记》、《帝王宅京记》、《乾隆五十四年偃师县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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