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座雕像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我仍然会时常想起他——而且时间愈久思念愈深。每当想起父亲，眼前就会出现一幅画面：他就站在他坟前的一个土岗上，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火车头棉帽，两边折上去的护耳在风中摇摆，抬着右臂，微张着口，满面笑容地和我打着招呼……
已经几十年了。这幅画面源自令我终生难忘甚至是撕心裂肺的那次离别。
我家住在不算太偏远的农村，父亲直到30岁上才有了我。在我之前，母亲曾经生过两个孩子，但都不幸夭折了。可知我的到来，给父母带来了多大欢乐。我从小就是个乖孩子，喜欢读书，上学后一帆风顺，到1965年又考上了省里的重点高中。当年谁都知道，进了这所高中，一只脚就已迈进了大学之门。我兴奋地憧憬着未来的光明和灿烂，父亲的心中也陡增了无限的骄傲和希望。
可是，这一切都在一年之后发生了突变。“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解散了，所有学生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家在农村，自然是重回我做梦都以为会离开的那个贫困农村了！
离校那天特别凄惨。大家背着行李涌出校门，谁也不说话各自上路。开始还三五成群，待走出县城，就剩了我独自一人。四野一片寂静，天色也凝重起来，先是阴云四合，冷风袭人，继而落下细碎的雪粒，不远处的村庄迷迷蒙蒙。风又紧了，在道旁的树梢上凄厉地呼啸。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挣扎：十年寒窗，十年梦碎啊！我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更不知道过一会儿回到家里如何面对父母，只有无声的眼泪和着雪水在脸上流淌……
终归还是进了家门。父亲露出惯常的微笑，从我肩上取下行李。但我能看出，他那意在安慰我的微笑却显出几分凄凉，而且从他的神情中也能感到些许失望。
我无话可说，也不想说话，第二天就到生产队上工了。我只是拼命干活，想为家里多挣些工分，从此以后也只能这样了。工余时间就钻在屋里练习画画，或者晚饭后独自跑到村外，在寒风中对着茫茫黑夜拉几首悲凉的二胡曲。
我不说话使家里的气氛凝重起来。父亲尽量多的絮叨一些家常话，让我觉得一切一如既往，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也并不刻意与我谈什么。母亲本就不爱说话，仍然一如既往地忙着家务，只是神情有些变化，除了以往我熟悉的慈善和满足，现在多了些忧郁和悲凉。她好像有意回避着我，需要和我说话时立即转为笑脸。我知道这一定是父母商量好的，决不触碰我的敏感神经，好让我慢慢适应过来。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熬着。想不到两个月后，一个机会突然出现了，征兵的军人来到村里。我知道这是此生唯一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偷偷跑去报了名。
从登记室出来，我却万分为难了：该怎样向父母开口呢？
之所以万分为难，原因有二：一是当兵对我的整个家族，是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痛。我从小就听奶奶和父母讲过，当年爷爷最大的骄傲是我的伯父。伯父打小在外婆家长大，那是一个大户人家，虽然已经败落，但依然全力供伯父读书。后来冯玉祥的队伍征兵，伯父听说这是救国的军队，便毅然投笔从戎，还刻意将名字改为“献丹”——取“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意。与伯父相约入伍的是本村的一位同学好友，后来成为我的大舅。到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大舅阵亡，伯父负伤。伯父回家治伤，不幸感染伤寒不治身亡。这已经够惨了，而更惨的是年迈的爷爷眼看希望破灭而忧愤成疾，竟然先伯父一天撒手西去。家里连续两天抬出两口棺材，撇下奶奶、大娘和6岁的姑姑、14岁的父亲，真真是天塌地陷啊！
大舅的阵亡通知送到家里，要外爷去县城领抚恤金。外爷是个典型的老式农民，少言寡语，只知道干活、节俭、攒钱。那天从县上领出的22块大洋，装在统一制作的布兜里。22块大洋在当时，即使对殷实人家，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外爷拿着它一路回家，越走心里越不是滋味——这可是我儿子的一条命啊，我咋能去花这钱？！到了洛河渡口，外爷望着无声的一去不返的流水，悲痛之情到了极点，一跺脚就把一兜大洋扔进了河里，独自坐在河边大哭起来，一直哭到天黑。
伯父、大舅还有爷爷的事，父亲给我讲过多次，每次都不忘一句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是我，现在居然要去当兵！
我不敢在父亲面前开口，还有另外一个现实原因。当时是1968年末，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绷到极点，所有人都认为大战一触即发！举国上下，到处都充斥着准备打仗的紧张气氛！我要在这时当兵，当然就是奔赴战场，这或许是，不，一定是史上少有的残酷战场！由此，对于个人前景的预判，就再清楚不过了。父亲是大家公认有见识的人，他怎么会不清楚呢？
我真的无法开口，几次想说，却又没了勇气，就这么拖着。即将去县里体检的前一天，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我曾一次一次地设想过父母的反应，别看父亲平时对我挺好，真要发起火来，可是电闪雷鸣！或许父亲也会平静地劝说我，譬如说奶奶已经八十多岁的人了，你能忍心扔下奶奶不管？或者说爹娘都是半百之人，弟妹们又小，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再或者，就讲伯父、大舅、爷爷的往事……如果这样，我可怎么办呢？
吃过晚饭，母亲默默地站在灶前洗碗，我鼓起勇气叫了声：“爹，娘……”母亲转过身来，一家人就围坐在小油灯前，我低下头说：“想跟您二老商量个事儿。”气氛很严肃，我没敢接下去说，等候父母的反应。父亲似乎早有准备，很开朗地说：“说吧，孩子。”我迟疑地说：“我想、想去当兵……”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立即爽快地说：“去吧，孩子！”我吃惊地抬头看着父亲，他长叹一声说：“你长大了，又读了这些年的书，也该出去闯闯了，只是要学会照顾自己。家里你不用担心，有我和你娘哩。你奶奶那儿不要实说，就说你去北京上大学了，她听了也会高兴的。就这样定吧。”
困扰我多天的难题，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看着父亲，又看看母亲，二老都显得那么平静。半天，我才想出一句话：“爹，娘，我还想求二老一件事。”爹娘有些吃惊，直直地看着我，我说：“等走的那天，二老别去送我，越送越难受，送到大门外二老就回来，好吗？”父亲似乎松了口气，大声回答：“行行，就这样定。孩子要出远门，高高兴兴才对，咋能让孩子难受哩？他娘，你说是不是？”母亲点着头 ，连说“是是”。父亲又对母亲说：“他娘，到了那天，咱可都要高高兴兴的，添个喜气。孩子出去干几年，平平安安就回来了。”又鼓励我：“男子大汉，就该有点大志气，死囚在家里哪行？记住爹一句话，出去了就好好干，也给爹娘争口气！”
一切，就这样解决了。
离家那天，村里十分热闹。和我一起走的还有四个同伴，村里组织了锣鼓队，到每家的门口敲打起来。首先给我披红戴花，接着在大门上方挂上一块“光荣军属”的红色牌匾，周围满满的全是看热闹的乡亲。我先趴到奶奶床头告别，她怕冷要到中午才起床（想不到这竟成为永诀），然后我转身走出院子。父母身后跟着三个妹妹，母亲怀里还抱着不满两岁的弟弟，一起送我到大门外。父亲和平时一样，满面笑容地和人们打着招呼。分别的时候到了，我站到父母对面，仍然低着头，不知该说什么，半天才说：“爹，娘，您都回去吧。”我原本要说“我走了”,但不知为什么改口说“照顾好我奶奶，也照顾好您自己”，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转身走时，忽然瞟了一眼母亲怀里的小弟弟，心里涌出一句话：“对不住你小弟，或许这个家就交给你了。”眼泪顿时就要涌出来，赶紧挺起胸膛，大步而去。
锣鼓声簇拥着我，几十米就到街口转弯处，我转过身来，要再看一眼我的家，看一眼我的父母。父母仍然站在大门口，真的没有往前走一步。我再也控制不住，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爹！娘！”朝他们深深鞠下一躬，双眼泪如泉涌。也许我的举动太突然，锣鼓声戛然而停。我用袖子抹了一下眼泪，转身挺起胸膛，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人们似乎明白过来，有人高喊“敲打起来”，于是重新锣鼓声大作。
新兵在县里集中三天，地点就是我的高中母校。这三天里，除了发放衣被，还有站队出操之类的简单训练，更多时间留给大家自由活动，让新兵与送别的亲友会面。偌大的校园里挤满了人，父母送儿子的，未婚妻送郎君的，送同学的，送朋友的，总之热闹非凡。但我却和别人不同，每天除了集体活动之外，只躲在宿舍里从不外出。不想引起别人注意，就装出练习打背包、学习《毛选》之类的假象。我害怕出去碰上父亲，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感情而让他伤心。我知道母亲不一定会来，她要照顾幼弟和年迈的奶奶。但父亲一定会跑来的，在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父亲就在某个地方。因为事先有约，他也不想让我看见怕引起伤心，但却能在新兵集体活动时远远看见我。我也会忍不住从宿舍的窗口向外张望，我知道父亲就在附近，我希望能在他看不到我的情况下看到他，但没有，我始终没有看到父亲。
三天就这样过去了。第四天上午整队出发，登车上路。说来奇怪，当“向右转，齐步走”的口令发出之后，阴沉沉的天空也像服从命令似地飘起雪花。距离火车站约二里地，队伍在“一二一”的口令声中逶迤而行。雪越下越紧，夹道送行的亲友中不时有人喊着某个人的名字，新兵们也纷纷左顾右盼。我却始终面向前方，我知道父亲一定在他们之中，我怕和父亲四目相对。尽管如此，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瞟向两边，希望透过雪幕能看父亲一眼。然而直到进站上车，我始终没有看到父亲。
小小车站的站台下，一列长长的望不到头尾的闷罐车大开着车门，新兵队伍也一字排开望不到尽头。开始整队，首长的口令声此起彼伏。也许是军队这种特殊气氛感染了我，也许是这漫天飞雪触动了我，想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一股壮怀激烈、慷慨赴难的豪气油然而生：我就要奔赴沙场为国效命了，也许此去不再回来，但生当人杰死为鬼雄，男儿如是，夫复何憾！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
登上车厢，我抢到一个能看到老家村庄的窗口。随着一声尖厉的汽笛声划破长空，火车开动了，能够清楚听到车轮滚过铁轨的声音。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家乡的方向，在心里大声呼喊：“家乡啊，生我养我的家乡啊，再见了！”
车窗外，雪仍在下。路基下的麦田里，麦垅已被雪完全覆盖，列出一行行整齐的白线，寂静朦胧的大地一片肃穆。突然，让我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在高高的路基下，在白茫茫的麦地里，我的父亲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微微地举着右手，微微地张着口，满面笑容地向列车打着招呼。父亲的两个肩膀上积着厚厚的雪，头上戴着那顶破旧的火车头棉帽，两边折起的护耳在风中摇摆，仿佛是白茫茫大地上的一尊雕像。他在这里已经站了很久了，他知道不一定能看到儿子，但他知道他的儿子就在这趟车上。他不仅要亲眼看着拉走他儿子的火车渐渐远去，还要亲耳听着拉他儿子的火车离开的声音啊！
这一幕，挤在窗口的人都看到了。他们并不知道站在雪地里的人是谁，但我的心碎了！从此，这一幕就永远地深深定格在我的心里。
后来，中苏大战总算没有爆发，我也从部队复员参加了工作。与父亲相聚时，我总想把当年雪野离别的一幕告诉他，但不知为什么，每次话未出口，喉头就会作梗，鼻子也立刻发酸。父亲关切地问我咋了，我掩饰说：“着了点儿凉。”
直到他老人家最后病逝，我都没对他说出来，只是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那幅画面，在内心深处树立起了一尊永恒的雕像。
河洛村叟
2017年9月于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