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河洛“周居”的确切身份
景麓耘夫
景麓耘夫 4495 0
2020-02-29 10:28

略论河洛“周居”的确切身份
胡树青
(2016年6月初稿,2018年10月发表,2020-2-27再次校核定稿)
   关键词:
       成周  宅兹中国  依天室  定天保  朝诸侯
    摘  要:
   “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其言足信。然而,对营建于河洛之间的“周居”的身份却颇有异说,有说是陪都的,有以为是军事重镇的,都不确切。笔者经过多方考证,乃知营建于河洛之间的“周居”,是名副其实的天子都城。
   正  文:
   “昔三代之居(夏商周三代的都城),皆在河洛之间。”司马迁如是断言,对此,历来很少有人提出过异议。然而时至今日,当论及这河洛之间的“周居”时,一些人则说它只是东周的都城,在西周它只该被称为东都、陪都,甚至说它只是军事重镇,这类说法毫无道理。持此说者,罔顾了营建于河洛之间的“周居”盖由武王决定,由西周重臣周公、召公实地观测并倾力营建,建成之后由天子成王“居之”并以“成周”之号“朝诸侯”等事实,曲解了经籍本意。笔者以为,在西周初年,营建于河洛之间的“周居”,是名副其实的天子都城,略论如下:
河洛“周居”是周武王筹划的“天意”工程
   有关西周初年的建都史实,大多散见于《周书》(含《逸周书》)的各篇诰文中。司马迁博采众说,将其整合,写入了《史记·周本纪》,兹摘《周本纪》原文如下: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 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延于伊,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
    周武王伐纣胜利后还于周都,依然夜不能寐。周公问其原因,武王说:殷纣的虐政在60年前已经显露,但也没有立即灭亡,那是因为殷朝受着上天的眷顾;现在“天不享殷”,这才能有我们伐纣的成功……武王回到正题说:“我天保未定,何暇寐!”(天保未定,哪能睡得下!)可见对武王来说,“定天保”是刻不容缓必须立办的大事。“天保”指什么?有人说“天保”就是“上天的保佑”,“定天保”就是“确定获得上天的保佑”。前半句勉强能通,后半句则令人费解:“上天的保佑”,祈之求之者可,怎能用“定”来表述?从后面的“定天保,依天室”“毋远天室”等语看,“定天保”指的就是营建符合“天意”的天子都城。
    从引文看,武王对于“定天保”煞费了许多苦心,他不但亲自召集“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是欲于“商邑”寻求建都的借鉴),又“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雒、伊”(亲自到“洛汭延于伊汭”一带进行实地踏查,是想在“有夏之居”寻求建都的借鉴),最后自亲自敲定:“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可是近来有些人却把“营周居于洛邑”注解为“营周家的陪都”,不管从逻辑上讲,还是从语法上看,这样的解释毫无道理。还要指出,在这一段中,谬解经文的不止一处,如,明明周武王并没有“营周居”,只是划定了一个范围,注者却将其标点为(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
   为什么对《周本纪》的解读会频频出错呢?究其原因是有些人对一些关键词的解读存在着错误,这里做点简要的分析。
   “周居”指什么?广义的“周居”就是“周人之都”,历代的周人之都皆可称之为“周居”。但不同时期的“周居”性质不同:武王伐纣之前的“周居”,只能是诸侯(即令是诸侯 长或称方伯)的都城;伐纣成功后,武王将以“居九鼎焉”为目的而精心拟建的“周居”,则必定是天子都城。
   武王在为“周居”择址时还引“自洛汭延于伊汭”的“有夏之居”为借鉴。而“有夏之居”(也即“夏居”)的地望已经被近现代的田野考古再度证明,就在偃师二里头;“夏居”既为都城,将要筹建的“周居”不会只是“陪都”或者“军事重镇”。
   这里需要指出,中国古代帝王(尤其是新兴的一统王朝)营建都城,无不特别注重对前朝都城的借鉴,所以周武王高调引“有夏之居”
为鉴。
   对于“有商之居”,虽说没有像对“有夏之居”那样高调,这应该是由于商朝是刚被周武王推翻的王朝,对之尚有一定的讳言,但前面说的“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表明了周武王并未摒弃对“商居”的借鉴和寻求启迪。
   “洛邑”指什么?“邑”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其所指跟县一级的行政区差不多,有时指卿大夫的采食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说的是很小的地方,春秋时诸侯或者诸侯的属国也称“邑”,有时“邑”则指天子之都,“夏曰邑,商曰亳,周曰京”,“邑”、“亳”、“京”,都是天子的都城。
   由于语境的或者习惯的差异,在古代,拿古语说“今”事的并不少见。“以望商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大邑商”……后人对商朝的“亳”也称“邑”。“大邑周”、“新邑”、“洛邑”……
在《周书》中频频出现,周的京被称为“邑”的也不少。可见《周本纪》中的“洛邑”跟“周居”同指一事物,武王伐纣之前的“邑”(如“丰邑”)应是诸侯(或曰方国)之都;而武王有天下之后的“邑”(“洛邑”“新邑”)则是天子之都。
   然而“营周居于洛邑”中的“周居”跟“洛邑”又有其微妙差别,由于受篇幅的限制,这里不拟展开讨论,但可知,武王拟建的“周居”、“洛邑”,都不可能是陪都。
“营”指什么?“营”既可以理解为初始谋划,即“经之营之”之意;也可以理解为“营建”,即工程实施。笔者以为,若把“营周居于洛邑”中的“营”理解为“经之营之”(择址规划),则中心词“营”跟宾语、补语犯有逻辑错误。若把“营”理解为“营建”(兴建),句义则通顺,但周武王只是敲定了“周居”的拟建地点(甚至只是划了个范围),并没有涉入“营建”。进一步的“相宅”、“度邑”,都是周公、召公实施的。所以说《周本纪》的原注者把句号放在“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后,非常别扭。“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应该是武王的话,“而后去”,则当是史家的叙述。
   前面已有分析,把“天保”理解为“上天保佑”,跟“定”没法搭配,“定”应该就是“奠定”;奠定的宾语应该是属于物质存在的基业,应该是新任受命天子的“不动产”,是望长久远的“天意”工程。有人曾把“天保”的“保”解读为“伞中央的部件”,我以为有道理。这一方面把“天保”比为常见事物——伞的“部件”,另一方面,说明“天保”最大的特征是“居中”,符合“居中建极”“宅中图治”(这类语屡见于《周书》《逸周书》的各篇)的正统观。
   “居中建极”“宅中图治”,是中国历代帝王无不追求的“梦想”,武王不会成为例外。西周著名青铜器何尊《铭文》:“唯王初雍①,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武王分明对天明志,要“宅兹中国”,因为在他看来“宅兹中国”是实现“定天保”这一目标的政治需要。
   有人把“宅兹中国”的“国”解释为“城邦”,说“宅兹中国”就是要居住在被称为“中国”的城中。非也!这里的“兹”是近指示代词,“中国”是在武王说这话时就已经存在着的说法。而此时将要“营周居于洛邑”的“周居”“洛邑”,都是后来才择址新建的——城邦又在哪里?《何尊铭文》原文作“宅兹中或”,今人释“或”为“国”,虽说也可通,但“或”和“国”,在某种语境下其内涵是有差异的。“国”,古代正书为“國”——“或”字外多了一个方框——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或”乃无城郭的国?笔者以为,这里的“或”最稳妥的解读还是当“域”来解。从武王“南望……北瞻……顾瞻……粤瞻……”等语看,“中国”指的是一个区域,与“洛汭延至伊汭”的“河洛之间”是同一概念。这也可由其后的关于周公“相宅”“卜宅”的载述反证。
河洛“周居”是由西周第二代王朝倾力营建的王都
   武王敲定了“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周公、成王牢记武王遗志,倾全力营建了“周居”——洛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语见《尚书·召诰》)“……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实先经营之”。对于召公的经营,《召诰》中有很多载述,这里不展开讨论,只对周公所作所为作点分析。
“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居九鼎焉”,又可成为对“居”的确切诠释——是首都而非陪都。“武王定鼎洛邑”是历代文献高调叫响的熟语,“定鼎”一词为后来各代王朝“定都”的指代;“九鼎”是武王在灭商直接由商都运至“郏鄏”的,武王择都河洛之间的初衷清晰可见。
   周公在营建“洛邑”上的作为主要记载于《尚书·洛诰》里:“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断言这里是适合营建洛邑——即“周居”的地方。“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这里也是适合营建洛邑的地方)。从这段记述看,周公“卜”了3处地方;为什么周公要到这三处卜宅?因为武王生前已经划定了范围。其中“河朔黎水”那一处被否定,而肯定了后边的两处,说这里都是适合于营建“洛邑”的地方。这非常明白的表明,是周公在“洛师”做了测量,而武王没有来得及做这些,但周公卜择的地点包括“河朔黎水”都在武王“钦定”的范围之内;这清楚地证明,“宅兹中国”的“中国”指的是一个地域。
   从其他文献以及现存的文物看,对于卜宅“周居”,周公做得多了。不但在河洛之间考察,还到嵩岳南麓考察。“立八尺之表测土深辨方正位以为土中”的“土圭测景”之法,就是周公卜宅“周居”所用的方法,其后“土圭测景”被奉为择都立朝的圭臬。现存于登封告成的“周公测景台”就是周公“八尺之表”的遗存(虽说唐代有所改造)。周公之所以要这样做,都在于要实现武王建都于“中国”的遗愿。
“周居”建成后成王居之号为“成周”以朝诸侯


   《何尊铭文》:“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初雍”也即国朝初建,“雍”之义同《汉书》所称明堂、辟雍、灵台为“三雍”同。《尚书·洛诰》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居九鼎焉”,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
关于“成周”这一名号的含义,历代学者有所解读,说是周王朝至此“有成”,所以叫“成周”。中国古代信奉“名不正则言不顺”,文献上的“成周”绝对没有“次都”的味道。文献上的“成周”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尚书?逸周书?作雒解》记述:(成周)“城方千七百二丈,郛(郭)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郊祭之坛)于南郊,建大社(周社)于国(这里指城)中”。在城内“乃位五宫:大(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规格之高,无与伦比,后世的陪都岂能望其项背!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近些年来对王城和成周城的大体位置及其遗迹遗物,都有重要发现,而所发现的遗迹遗物与史书记载大体相符
   对于成王以洛邑为都的载述也多不胜数。关于“朝诸侯”(接受诸侯朝觐)的记述也不乏例。《周本纪》:“成王居之。”“居”
即“三代之居”、“有夏之居”、“周居”的“名词动用”。西周青铜器令彝铭文:“……隹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
   人会问:这么说,是否常说的西周以镐为都要被颠覆了?不然。笔者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定论上讲,西周以镐为都未容置疑,但那是后世史家的通论,是西周之都的实际使用问题。但另一方面,“武王征商,定鼎洛邑(或云郏鄏)。”这一载笔也是不容抹煞的。从可考的文献史料看,中国历代王朝都城有改变的多了。比如人们到知道长安是西汉的都城,但是,刘邦最初确实想以洛阳为都,已经有“南宫置酒”故事就发生;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在“南京”,直到永乐迁都北京……定都、迁都,都是有理由的,迁都或由突发原因引起,而定都则必定要从彰显“受天明命”考量。打的都是“天命”、“天意”旗帜。新皇朝开始,立都的最深层的考量就是抢占华夏正统文化的精神制高点。由此观之,河洛之间的“周居”是实至名归的天子都城,在武王的意愿中是这样,在周公营建以至成王居之朝诸侯这一阶段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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